機械連帶與有機連帶
在原始社會，人們並沒有做出多明確的分工，每個人都可以早上打獵中午烹飪晚上帶小孩等等，社會中個體與個體間的界線並不明顯，個體間也有著較高的同質性，每個人都可以完成生活所需的各項任務，不需要依靠其他個體，如同在物種起源時，單細胞生物能夠透過單一一個細胞完成生命、生長、感應、代謝等所有生存所需的功能一樣，也因此在這個時候的社會是有很強大的集體意識的，這集體意識通常會以宗教的形式出現，強調對於神聖事物的信任與順從。
但隨著社會上個體的數量增加，要使每個個體間都有較高的同質性將因為需要更大的凝聚力而變得更為困難。又此時由於個體數量增加，每個社會單位的規模與範圍也慢慢變的更大，使得不同群體間接觸到彼此的機會上升，一旦接觸到其他群體，就會同時接觸到其他群體的異質性，原本以同質性為基礎的機械連帶凝聚受到打破，個體間就會基於彼此的不同性而漸漸產生分工，但這不必然是由功利的原因所致，而僅是社會演化的進程。在分工的現象逐漸擴大後，社會就會從集體意識漸漸轉為個人主義為上，如同一個有機生物體中，各個器官負責它該負責的功能，共同合作使有機體運作下去，這種現象則就被涂爾幹稱為有機連帶，每個人各司其職，彼此基於自身專長而分工，使得個體更加依賴其他個體，但是凝聚力就相比於機械連帶時小的許多，形成現代社會。
這種演化體現在了學科科目的數量上，在以前，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等等的自然學科都被劃分在「哲學」科目領域內，古希臘時期的哲學家們往往也是其他領域的佼佼者，但隨著知識量的增加，難以出現有單一個體能夠掌握現存所有的知識，因此分工就產生了，現在社會上能看到數學家、物理學家等等，而且這些領域往往又再能再細分下去，此即為機械連帶往有機連帶演化之例。
一樣以學習而言，國中小時期，因為學科的知識量總和尚不到多，班上的第一名第二名往往能夠包辦每個考科，大家讀的書都一樣所以可以全校一起為大考奮戰。但是到了高中，由於知識量的增加，學生難以一個人應付所有的考科，因此就有拆分出了文組與理組，這是分工的開始，今天有社會問題在校內隨便抓一個校排前面的人來問對方就有可能跟你說他不會，因為她是自然組的，這問題要去找社會組來問即為明顯的現象。到了大學這種分工現象就又更進一步，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專業了。
神聖與世俗
在涂爾幹《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涂爾幹將社會上所有事物都分為「神聖」及「世俗」的，並認為沒有一個概念能夠像神聖世俗一樣如此壁壘分明。
所謂世俗，一般可以認為是一種為達目的而採取的理性手段，這其中並沒有太多文化因素涉入其中，就算有也只是存於背景並沒有直接對社會產生直接地干涉。世俗的行為如經濟學提出的供需理論，價格高需求量就低，供給量就高，反之亦然。
但在「神聖」的概念中則不是這樣：如果一個事物是神聖的，那就有極大可能使人們做出與世俗情況下相反的選擇，比如將供給量較高的肉品賦予較高的經濟價值，與供需理論不符，即為非理性的決擇，究其原因，則是「文化」因素進行了高度介入，人們要決定是否要做、如何做某個行為，並不盡然是為了獲得最理性的結果，而是會滿足自己其他的需求，比如情感需求、價值需求等，但這些需求終非理性，若無理由地長時間為之仍有可能產生認知失調，為了改善這個狀況，並且使團體中的人們能夠長時間、大範圍地反覆從事這些非理性行為，人們就會賦予這些非理性的需求一些「有用性」，企圖將其套上理性的外衣，並尋求他們群體內部的「意義感」，而這種判定有用性的象徵物則被涂爾幹稱為「圖騰信仰」。
舉例而言，穆斯林的朝拜五功，或者齋戒月，都是由於他們的宗教信仰，在外人看來，若不了解他們的文化脈絡，通常會投以「浪費時間」、「傷害身體」的評價，這些評價為事實，但是這是基於理性的脈絡下所做的認定，也就是所謂世俗標準。對他們來說，這些「儀式」不但沒有壞處，甚至是有意義的，這使文化使然，這些行為對他們來說就具有了所謂「神聖」性質。
社會行動的四種理想型
韋伯認為，依照人性的不同以及歷史的時間長短，可以將人類在社會中的行動分為四種型態。
第一種為工具型理性(instrumentally rational)，簡單來說可以以「功利主義」這個詞加以解釋，是指人們根據目的、手段與附帶後果，以理性或達到某種目的作為考量，並且做出合理的權衡。這樣的形式則有點類似於涂爾幹所提及的有機連帶模式。
第二種為價值性理性(value rational)，通過有意識的對一個特定的舉止—不管是倫理的、美學的、宗教的或任何其他詮釋的，無條件的固有價值或純粹信仰，不管這個行動是否成就與否。關鍵是，總體來說，行動的意義不在於行動是否獲得成就，而是獲得行動本身所帶來契合自身的行動準則，或是遵守一定的「戒律」要求。意即，雖然有些行動並沒有辦法達到最大的利益，但這種利益確實能夠實現某些價值上的滿足，如「正義感」、「誠信」或者是達成宗教上的倫理要求等等。
第三種則為情感(affectional)行動，由現時的情緒或感情狀態所表現的行動。這種行動處於理性的邊緣狀態，往往超然於有意識地以「意義」為取向的行為之外，也可以是對日常生活以外的刺激毫無阻礙的反應。這種行動的原因不明，外人無從得知，若問行動者本身行動者也無法給出合理的答案，至多得到「我當時就想那麼做，但我也不知道為什麼」的答覆。
第四種則為傳統型(traditional)的行動，通常是有約定成俗，人民所確信的習慣導致而成，問人為何這麼做時，總是會得到「阿因為以前就這樣了」、「大家都這樣做」的回覆。至於傳統型的行動模式是否為非理性行動，則應視行動者是否對於這項傳統的來源或者對傳統的再定義有無明確地認知，若有，且其認知是源自於工具性理性或價值性理性的話，則為理性的行動；反之，若其認知為情感行動或者根本毫無認知，則應被視為非理性的行動。
對於北大學生為何有「上課時間坐在教室內聽老師上課」的行動，可以有以下幾種詮釋方式：一為若學生在主觀上認為這種授課模式對於自己的學習效益較佳且客觀上亦為如此時，則這種行為則屬工具性理性；二為若學生之所以坐在台下上課只是為了「尊重老師」或是不想成為翹課的壞學生，則屬價值性理性的行動；三為若學生也不知道為何自己要坐在台下，只是覺得有來學校上課還是「比較好」的話，則就為情感行動；四為若學生認為學生本來就是要坐在台下上課，以前是如此現在也要如此而且大多數人都是如此，則這種行動模式即為傳統性行動。
權力與權威作為影響人們行動的方式
韋伯認為，權力與其相對應的服從，乃是人類理性化後的產物，而古典的權力都把重點放在「力量」與「施作力量的人」上，這種觀點沒辦法探究到權力的本質，應該把對權力的研究重點放在「被權力影響的人」身上，如研究「被影響的人的服從意圖」、「被影響的人願意用服從來的行為來交換什麼」等等。
在此基礎上，對於權力的研究，可以從被影響者的「意圖」與「行動」出發，因為權力的發生就是在行動者的意圖與行動與施用權力者不一致的狀況下需要產生的。
最粗淺的權力，是透過武力、脅迫等強制性手段改變人的「行為」，這種權力模式固然能夠立刻見效，但這種權力模式卻是相當地脆弱，當這種外在強制力消失的時候，權力就無從起效，因此，這種權力模式的持續時間難以長久，且隨著群體的擴大或更迭，這種權力的行使成本將會大大提高，以及容易遭來龐大的反擊與抵抗。
從而，若要牢牢掌控權力，則需要從另一方面進行下手──直接改變人們的「意圖」。
改變意圖有三種方法，而這些方法則被韋伯稱為「權威」。
第一種為傳統型權威(Traditional authority)，這種權威是基於權威的傳統性或神聖性而成，人民服從的對象為儀式或常規，常見的有世襲君主、傳統中國封建王朝等。
第二種為卡理斯瑪型(Charismatic authority)，這種權威是基於領導人自身獨特、超凡的魅力而成，也可由超自然的力量宣傳而成，此種權威型為個人的無法傳承，故倘若領導人消逝責此種權威則不在。
第三種為法治理性型(Rational-legal authority)，為現代多數民主國家的權威形式，通常可以適用在大型的組織上，如國家，其為基於依法制定的普遍性規則而成，有著明確的法理可循，人民便普遍接受，此是人民服從的對象則為結構或組織。
人們對於三種權威都有服從的可能，端看當下環境與社會情狀決定，且是可以同時存在的。在一般民主法治國家，且相安無事之時，人們會相信是現有制度讓自己過的幸福，因此會較相信法律、制度等等，此時法制理性型的權威則較高；若是人們經過長時間的經驗累積，產生了現在的某種生活樣貌且現在的生活樣貌毒至太差時，則會傾向於服從傳統留下的各種習俗，在此則為傳統型權威較佔為上風；倘若現正逢亂世，對於傳統以及法律制度皆無從相信，又同時有一位極具人格魅力的領導人橫空出世時，卡里斯瑪的力量就會顯現出來了。
備註
from 我的古典社會學理論期末考